我一直想在出土的汉简中找“葡萄”两个字。当然，更希望能找到“葡萄酒”三个字。但是，找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找到“葡萄”或者“葡萄酒”的字眼。  

葡萄和葡萄酒是西域传入中国最显著的物产和文化标志，也是葡萄酒东传的必经之路。新疆洋海墓地发现距今4000年的葡萄藤，吐鲁番到武威也不算太远，但是那个地方发现了4000年前的葡萄藤，能不能在我们这儿也发现与葡萄有关的东西，这是我一直很关注的。一直说武威是中国葡萄酒的故乡，我觉得既然说，就一定要有证据，就要有过硬的铁证。  

2019年9月，天祝县发现吐谷浑慕容智的大墓。这个墓的壁画上，有人认为有一个高脚杯，就是在月桂树那儿有一个高脚杯，说这就是葡萄酒通过河西走廊东传的见证。我认为还不能信服，不能用这个来说明是不是。因为一只高脚杯，能说明有酒具，而不能说就是葡萄酒的酒具。而且，吐谷浑的这个墓，是在唐代才出现的。我们现在要找的，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的证据。如果我们能找到汉代葡萄酒的证据，那就很厉害了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里记载，西汉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，看到“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，富人藏酒至万余石，数十岁不坏。”富人家是以葡萄酒为财产的，而葡萄酒放数十年都不坏。张骞他们就把葡萄酒带进来了，于是汉地始种苜蓿、蒲桃，此后，胡萝卜、黄瓜、核桃、茄子等都逐渐地传入到中原。但是，葡萄的移接、嫁接，并不等于就能制造葡萄酒了。因为葡萄酒酿造的技术，胡人是不会轻易地传给别人的。所以，从葡萄到葡萄酒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。  

《三国志·魏志》里边也有相关的记载。最著名的故事是在《三辅决录》里面讲到，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遗让，即拜凉州刺史。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，孟佗仕途不顺，就倾其家财交结东汉晚期大宦官张让的家奴和身边人，直接送给张让一石葡萄酒，以酒贿官，最后获得凉州刺史这个官职。有人把它测算得很详细，一升约合现在二百毫升，一石葡萄酒就是现在的二十升，二十升就相当于二十瓶的葡萄酒。二十瓶葡萄酒就换来一个凉州刺史，这是很厉害的，可见葡萄酒相当珍贵。这也反映出，即使张骞通西域以后，从西汉到东汉，又过了二百年，葡萄酒还未在这里盛产。魏晋南北朝，葡萄酒还是皇家贵族的饮品。魏文帝曹丕极其喜欢喝葡萄酒，不仅自己喝，还把自己对葡萄酒的喜爱写进了诏书。魏文帝《州葡萄诏》说:“旦设葡萄解酒，宿醒掩露而食。甘而不饴，酸而不脆，冷而不寒，味长汁多，除烦解悁。又釀以为酒，甘于麴米，善醉而易醒。道之固以流涎咽唾，况亲食之耶。他方之果，宁有匹之者。”说明葡萄、葡萄酒在当时得到了当权者的推崇。当时皇帝要喝葡萄酒都很不容易，这种情况到晋朝的时候仍然有，陆机的《饮酒乐》中说:“葡萄四时芳醇，琉璃干锺旧宾。”也讲喝葡萄酒的过程。这时的葡萄酒，仍然是王公贵族的专属，但是已经能够酿造了。  

我们知道，吕光派兵攻打龟兹时，带去了一群凉州士兵。这些士兵进了龟兹以后，因为一个大瓮特别地激动。看到瓮里边存满葡萄酒，有人一头栽进去，一下给淹死在里边了。这个故事是说，人们见到葡萄酒非常地激动，抢着要喝葡萄酒所以，我到龟兹就是库车的时候，特别去寻找这个大瓮，这个大瓮到现在仍保留在博物馆。1957年，在库车的沙滩里，一下挖出来了几十个并排的大瓮。原来猜测这些瓮是放粮食的，最后发现底下有葡百萄籽，证明是储藏葡萄酒的。吕光后来比把龟兹的大量财富掠夺带回到凉州，是文否带了葡萄酒尚存疑，但是我推测很有己这个可能。  

诗人岑参在诗里写到“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。”有胡人的地方，就而有葡萄酒的酿造。这个是陈寅恪先生专门做的推论，因为胡人要生存，要做生意。王维、白居易、元稹都写过有关这方面的故事，元稹在《西凉伎》中写道:“吾闻昔日西州，人烟扑地桑柘稠。”后面紧跟着的，就是“葡萄酒熟恣行乐”，也讲的是葡萄酒。《天宝遗事》中记载，到了隋唐时候，杨贵妃拿着玻璃七宝杯，酌喝西所献葡萄酒。杨贵妃很喜欢喝西凉的葡萄酒，足以说明当时武威葡萄酒是有品质的。但葡萄酒究竟是谁造的？胡人造的还是汉人造的？这就又牵扯西域迁到武威来的这些人，曾经有人专门写过关于安氏在武威活动的文章。那么，再有没有其他人？我们还得继续找。  

葡萄酒制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们知道，葡萄酒的制造有破浆法、酿造法等。盛唐时候，诗人鲍防说:“天马常衔苜蓿花，胡人岁献葡萄酒。”是说胡人每年都来献葡萄酒，证明当时汉人还是造不了葡萄酒，是要靠着胡人进口的，每年的葡萄酒属于贡酒。这样的故事，从汉一直持续到唐，都说明葡萄酒是一个重要的外来物种。所以我很期盼，有一天是在河西走廊出土的简牍里，能找到“葡、萄”或者“葡萄酒”这几个字。若确实证明有这几个字，那么我们凉州葡萄酒就万能一锤定音做实了。毫无疑问，这就是就我们自己的产品。